「媽，你怎麼能忍受⋯⋯週遭鄰居就是殺死你兒子的人。」
直接電影（Direct Cinema）強調攝影機永遠是旁觀者，不干涉、不影響事件的過程，只作靜觀默察式的記錄；拒絕重演，不用燈光，沒有解說，排斥一切可能破壞生活原生態的主觀介入，紀錄片史中最有名的是悲哀的《推銷員》（Salesman，1969）與詭異恐怖母女檔的《灰色花園》（Grey Gardens）。
《沈默一瞬》挑戰的便是直接電影與紀錄片的界線，他找來一位屠殺受害者來質問殺人者、加害者與對此事一無所知（或刻意沈默）的殺人子女後代，同時並置受害者的家庭，從失智的父親、病弱的母親到其子女天真無邪的樣貌。導演Joshua Oppenheimer在並非紀錄印尼共產黨遭大屠殺事件後續效應，而是作為一位旁觀者，以哥哥遭殺害的受害者阿迪作為主角，追尋被遺忘、被沈默的血腥歷史。
面對如此龐大且沈重的題材，容易陷入剝削受訪者的情境，在看這部片時我也不斷思索著導演與阿迪間的關係，他讓阿迪看電視，電視中的影像是兩位殺害他哥哥的人，鉅細彌遺地介紹他們是如何殺他的畫面，配上對剪的阿迪眼神表情，讓人驚駭且不舒服。這段無疑是讓受害者更加悲痛的舉動，但同時也是直視悲傷的「設計」，看時一直在思索這處理的意義，除了讓資料畫面有呈現的機會外，還有什麼？
我仔細想來，電影的呈現產生一種觀看／被觀看的關係，在電影院觀看的我們不就在旁觀他人的痛苦？會對影片中的兇手漠然感到憤怒，會深刻地體認到阿迪的遭遇，會在他替兇手配眼鏡或是直接去找官員、加害者對質時，感受到壓抑且無法舒坦的情緒。阿迪的觀看讓電影更加聚焦在這位主角、追尋者身上，如果直接剪輯資料畫面反而沒有效果，也失去直接電影的旁觀，失去導演苦心經營的節制。
電影中阿迪的父親唱著歌，他的失智讓他沒有明顯的情緒，但他的「失」與阿迪母親的「記得」與悲傷產生對比。到底該不該記得悲傷？到底要不要讓兇手負責得到教訓？電影在此將主題深化到轉型正義的問題。我們看見阿迪一次次質問殺人者、官僚、殺人者的妻子與小孩，對象除了避而不談或總是推說這是因為死者該死，或是根本不知道與遺忘此事，阿迪的表情越來越僵硬，看時一直以為阿迪會爆發，但似乎因為攝影機而節制，相對對方也是，但不難看出他眼神內的怒火與恨卻相當可怕。阿迪有沒有放下仇恨？要殺人者道歉對於失去親人的人有沒有意義？殺人者的子女是否必須知道他們親人的罪行？種種質問貫串整部電影，但導演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或暗示，他反而讓我們自己去想，去直視那恐怖不已的事實。
整部片讓我不斷想到台灣的228事件。也讓我在電影片尾無法抑制地哭，那凝重的眼神與讓人憤怒的回應與遺忘，呼應片中阿迪替大家配眼鏡的過程，從看不清楚到漸漸清晰，但看清之後呢？看清之後沒有人因此得到寬慰，也沒有救贖，殺人者並沒有受罪入獄，受的頂多只有衰老帶來的失智或病痛，被害者的親友則繼續背負者難以寬慰的恨活著。這部片非常恐怖，他極為節制的畫面處理也符合整部片的調性，幾乎都是訪談，幾乎沒有任何刻意營造或重現的鏡頭，有的只有難堪的真實。
第71屆威尼斯影展 評審團特別獎
2015 哥譚獨立電影獎 最佳紀錄片
2016 獨立精神獎 最佳紀錄片
2016 衛星奬 最佳紀錄片
